孩子是一个很容易对看起来好像知道很多东西的人产生崇拜心理的人，可是能当教师的至少已经是成年人了，相对于小学的一班处男来说，哪怕是一个流氓，都能让这班处男肃然起敬。所以首先，小学的教师水平往往是比较低的。教师本来就是一个由低能力学校培训出来的人，像我上学的时候，周围只有成绩实在不行，而且完全没有什么特长，又不想去当兵，但考大专又嫌难听的人才选择了师范，而在师范里培养出一点真本事，或者又很漂亮，或者学习优异的人都不会选择出来做老师，所以在师范里又只有成绩实在不行，而且完全没有特长，又不想去当兵，嫌失业太难听的人选择了做教师。所以可想教师的本事能有多大。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 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 我没理会，把车发了起来，结果校警一步上前，把钥匙拧了下来，说：钥匙在门卫间，你出去的时候拿吧。 电视剧搞到一半，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 - 然后就去了其他一些地方，可惜都没办法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不适宜在外面长期旅行的人，因为我特别喜欢安定下来，并且不喜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喜欢走太长时间的路，不喜欢走着走着不认识路了。所以我很崇拜那些能到处浪迹的人，我也崇拜那些不断旅游并且不断忧国忧民挖掘历史的人，我想作为一个男的，对于大部分的地方都应该是看过就算并且马上忘记的，除了有疑惑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这家的屋顶造型和别家不一样或者那家的狗何以能长得像只流氓兔子之类，而并不会看见一个牌坊感触大得能写出两三万个字。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我泪眼蒙回头一看，不是想象中的扁扁的红色跑车飞驰而来，而是一个挺高的白色轿车正在快速接近，马上回头汇报说：老夏，甭怕，一个桑塔那。